曾之杰：见过世面，安守本分
编者案
这是 2005 委员会理事专访第 14 期，我们采访了曾之杰理事。
在 2005 的百余位理事中，曾之杰的经历也算特殊：他在日本读本科，又去斯坦福念了研究生；在职场历练方面，他先后在日本、中国香港、美国和中国大陆都有过工作经验。
1997 年他曾站在亚洲金融风暴的中心，2000 年互联网泡沫又身处于硅谷之火的淬炼中。作为有 20 余年经验的著名风险投资家，他如何看待个人的成长与磨难，又如何理解投资之道？
曾之杰 ，现任厚望投资董事长 、元禾厚望成长基金管理合伙人、深圳鸿泰基金管理合伙人。日本长崎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；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。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学位。曾任中信资本创投管理合伙人，开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兼管理合伙人，之前一直担任华登国际董事总经理，负责华登国际在中国及亚洲地区的资本投资。更早前曾任职于四通集团、三菱商事（东京）、中信泰富有限公司（香港）。
01 职场的巡回：走过世界，才更懂中国机会
我当初去日本留学，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。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中关村才刚刚开始发展，我那时候就很不安分，在国内边读书，边跟中关村那帮创业者们混在一起。当时我在四通，还记得那时候经常见到联想的杨元庆他们早上骑个自行车，一只手扶着车把，一只手拎着个打印机，去给他们下面的门店去补货。
后来阴差阳错，获得一个机会可以去日本看看，去了后就决定在那里多待几年。那时中日社会之间的经济差距太大，我要在日本读书，家里帮不上什么忙，我就用半工半读的方式，在长崎大学念了一个经济学学士。
在大学毕业后，我又在三菱商事工作了几年。日本大公司的层级制度非常严格，当然他们也会给你洗脑，我在三菱工作的时候，真心觉得三菱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。三年之后，慢慢发现了天花板，心想再过 30 年，可能在公司里还是老样子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后来，我就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到了香港，进了中信泰富。
到了香港不久，很快就站到了金融危机的暴风眼上。公司上了当地媒体的头条，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里，中信泰富事件是一个很著名的事件，因为当时的中信泰富也跟今天的很多公司一样，用了杠杆，面临爆仓的危险。当时整个公司的压力都很大，这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。那时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往内地跑，去卖资产，形势非常紧张。
等到这次危机过后，日子稍微好过一点了，再仔细看香港的金融圈，这个圈子是以欧美的留学生为主流，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留日学生，在这样的圈子里有些孤单，萌生了回炉镀金的想法，后来就联系去美国念研究生，公司的领导也很支持我。
刚开始我去了斯坦福经济系的亚太研究中心，打算读经济学 PhD，在美国读一个 PhD 大概要五六年，1999 年的硅谷发展正是如火如荼，我大概只待了三四个月，就觉得坐不住了。后来我的老师刘遵义教授也看出来我心态不稳定，他就找我谈话，建议我干脆转到商学院去。
读了商学院后，我才顺利毕业。那时候美国和中国的差距还是很大，在中国几乎还没有什么风险投资的概念。我当时对硅谷的气氛很着迷，也就不想再回香港了。
当时在硅谷，因为对中国的投资业务而出名的一家机构就是华登国际。华登国际的董事长陈立武很年轻就从新加坡到美国去念书，15 岁进了 MIT，读核物理专业，毕业后做了创投，创立了华登国际。
我和陈立武认识之后，两个人很投缘。当时也是有一个机缘，华登国际的中国业务缺少一个负责人。那时候，我既有在香港做投资的工作背景，商学院也快毕业了，他们看看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，就希望我来做这个职位。
这样我就在美国留了下来。我之前并没有做过风险投资，又是文科背景，他们主要的投资方向都是半导体方向，所以最开始的一两年对我来说是挺辛苦的。那时候立武经常会带着我，我们在这个行业里算是一种师徒的关系，他带我去见硅谷里这些顶级的 VC，去参加各个公司的董事会。
在当时，硅谷有一个说法：如果你要去投资中国公司，或者做跟中国相关的业务，一定要去找华登合作。华登在硅谷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定位，所以那些顶级的 VC 都愿意跟我们合作。当时我就见过红杉后来的掌门人迈克 · 默瑞茨，他是一个英国人，却跑到旧金山来当记者，后来进了红杉资本，硅谷附近的人穿衣服都是很随便的，只有他还穿着很贴身的那种西装，打扮得一丝不苟，给我很深的印象。
大概在一年多以后，我就彻底进入角色，为了投资项目，开始在中美之间经常来回飞行。华登当年也是一个在中美两边都有团队的风险投资基金，但是投资的决策还放在美国。后来，这样的模式，大家都不再用了，因为成本实在太高。如果要让美国合伙人能理解中国的好项目，要不就得让他飞过来，要不然你就要飞过去说明，有很多时候，需要飞来飞去好几次，沟通成本太高。慢慢地，随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提升，多数国际资本的中国团队都有了独立的投资决策权。
2000 年初的时候，按照熊晓鸽的说法，整个在北京做 VC 的人凑在一起吃饭，两桌就能够坐下了。现在，做 VC 的人有多少？恐怕得把整个人民大会堂包下来，才够大家凑在一起吃顿饭的。
当初做 VC 真的很辛苦。很多时候，我一个月就要在中美之间飞两个来回：在这边待一个星期，飞回美国一个星期，然后再飞回来，再飞回去。这就是我早期在华登国际做 VC 的经历。
慢慢地，我在国内的时间也越来越多，在做投资的过程中，中国团队投了很多超出了华登传统投资范围的项目，不只局限在在半导体行业，后来证明这些投资非常成功，也带来了很好的回报。
这样一直做到 2008 年，遇到中信资本的董事长张懿宸，张懿宸也是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，我们在中信泰富，又都是前后脚的同事。他就跟我说，你老在美国那边，是不是该回来了？当时，我自己也觉得确实是应该回来了，我就回到中信资本，设立创投和成长期企业的投资业务。从零开始招人，完成了最初的团队组建。
这样到了 2017 年春节之后，我才正式离开中信。说是离开中信，也并不是完全的脱离，因为所有我们发起的基金，仍由我们团队管理。我们前后做了四支基金，回报还都不错，市场上的明星项目，基本都投进去了。 我们几个合伙人经过反复的讨论，觉得原来的基金已经投完了，又要做新一期的基金，正好是一个独立出来的机会。我们和中信资本控股也进行了沟通，他们很理解，没有任何不愉快的地方。
这样我们原来的基金投后仍然是我们自己在管，新一期的基金我们就独立出来做。我在创投这个行业干了差不多 20 年，去年对我来说也是很关键的一年，带着兄弟们出来单干了。我们在深圳、苏州设立了两个基金：鸿泰基金总部放在深圳，元禾厚望成长基金的总部放在苏州，总的来说，不管是融资还是投资，我们目前的进展都很顺利。
02 留学重塑了我的学习观念和精神品质
回顾我个人的经历，第一个重要的节点肯定是出国。那时候大家都喜欢出国留学，觉得是一个出路，毕竟那时候国内外的经济反差太大。
留学给我带来的影响，当然学习知识是很重要的，也是一个打开眼界的过程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对独立谋生能力的锻炼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中国家庭不太可能负担你在海外留学的费用，都要靠自己去想办法。这些都对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、体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
我在日本读本科的时候，在一家法餐厅里打过工，开始只是洗碗，可能我还是比较愿意动脑筋的，也有兴趣，边看边学，学着来做，以至于后来大厨已经放手让我独立去做一些菜。所以后来我一直开玩笑说，在餐厅打工的我差点改行做厨师了。一直到今天，我还一直对厨房，对厨艺特别喜欢，虽然我平时没有时间进厨房，但是我还是对厨房里的东西有一种着迷，比如出差旅行到国外，一看到卖厨具的店，我肯定会被吸引进去的。
以后如果没有那么忙了之后，我觉得自己想开一家餐厅去玩，并不是为了赚钱，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这种兴趣所在。我对后厨的很多事情，怎么运作，怎么管理都很清楚，就是因为当年的这种打工经历。
除了独立谋生能力的锻炼，还有就是学会了自己管理自己。因为留学生在国外，没有人来管你，那时候我们也不像今天有手机，可以随时和父母视频通话，那时候只有长途电话，都是固定电话，电话费太贵了，也很少打。所以，只能自己约束自己，这种自律习惯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还有就是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我们很多人在国内的环境里面，往往体会不到这种感觉。你在国外完全没有钱，也没有资源，怎么样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，然后怎么样能够从一个社会的底层一点点地往上发展，就好像是从食物链的末端，一点点往上走，现在的孩子们就很难有这样的体会了。
现在的很多中国家庭都已经很有钱，孩子们不再需要打工来挣生活费了，所以事物都有两面性，他们也就体会不到我们当年的那种感受，那时候经历的那种苦，怎么变成了后来人生经历中的甜。
在日本社会，我接触到的都是平民阶层的劳动人民，所以就会对整个社会，对人性更深入的认知和了解。通过跟他们的接触，我就觉得日本的普通人民其实也是很善良，很规矩的。现在的很多中国孩子，如果只是生活在北京和上海，其实是看不到中国社会全貌的，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其实还是要鼓励孩子多走出去见识世面，尤其是出国留学，对一个人的锻炼，对他们独立能力的培养，还是非常关键的。
尽管有了在日本的留学经历，我到了美国之后还是有一个 Eye opening（大开眼界）的过程。因为尽管日本跟中国有很多不同，毕竟还是一个东方国家，很多相同的地方，比如上课也是老师在授课，学生在底下记笔记。
美国的学习方式是你自己去读书，然后带着你的问题到课上去跟老师讨论，跟其他同学讨论，从而提高的一个过程。我们来自东方的学生，习惯了带着一个空的脑袋到课堂上去装满一脑袋知识再回来，所以美国的授课方式给我们带来很大压力。
从另一方面来说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，它的教育又很国际化，其实是集中了全世界最优秀的老师和学生。所以，我感觉在美国读书的那两年压力很大，我没睡过一个特别畅快的觉，似乎永远处在某种睡眠不足的状态中。
我本来就是学日语的，英语基础没那么好，美国读书的阅读量又那么大，那两年对我来说，真是苦不堪言。当然熬过去就好了，商学院给你的那种训练，让你今后再读任何东西，都不会畏惧。所以这段学习对我还真的是非常重要。
以前我也有那种读书是为了考试的想法，但是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这段时间，真是扎扎实实地学习了一次。在美国的这段学习经历，让我也有机会把自己前面的所有经历梳理了一遍，我觉得这也是很关键的。
在美国读书的另一个感受是，你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了。在日本的时候，感到视野还是有很大的局限，后来在三菱工作，更是一种局限，到香港去，看到的也不能说是整个世界，但是到了美国之后，突然觉得整个地球都是平的。美国在全球相对来说是一个制高点，从这个制高点往下看各个产业，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。
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，有件事对我触动很大。那时候我刚到亚太研究中心，斯坦福里有很多退休的政府高官，当时有位老师曾是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，他当时带着几个博士生每年在中国的山西做定点调查，这个项目一直延续了很多年，一直到他去世，他的学生还在继续这个项目。他们是希望从一个县城的横切面来看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，这种从细微处做事情的严谨态度，让我感受到的冲击很大。
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也在斯坦福教书，他会自己开车到学校来，有时候在大树底下，我们会进行 brown bag lunch，就是每个人到学校餐厅拿一个棕色的纸袋，装好午餐的食物，大家在大树底下，一边吃一边讨论一个话题。
我觉得从亚洲突然来到这样一个地方，对我的冲击还是挺大的。原来这世界上有那么多聪明的脑袋，在这里自由自在地探讨各种人类可能面临的问题，你经常会在这些场合里遇到诺贝尔奖的获得者，或者是各个领域最顶尖的人才。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会让你大开眼界，而且你会对美国人的勤奋刮目相看。我们经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奋的民族，但是你到了美国之后，才会感受到美国人的那种勤奋，当然我们的文化和体制都很不一样，所以勤奋都体现了不同的方面。
要在美国读一个博士是很不容易的，一个美国的博士生，他的勤奋往往是因为对某一个课题特别喜欢，特别着迷，他就钻进去了。但是中国的博士生，往往不一定对这个课题着迷，是因为要拿到博士学位，获得一个更高的学历，因为这样的目的而去读博士。不能单独说是谁好谁坏，只能说是社会文化的不同。我们的儒家文化更偏向于世俗智慧的层面，跟基督教文化的价值取向很不一样。
03 没有任何成功道路是可以简单复制的
美国人走过的道路是很难复制的，就像是我们走过的道路，对年轻人也未必有借鉴意义。就像之前媒体也有问过我，你最崇拜的投资人是哪一个。做我们这一行的人，大概都会提到沃伦巴菲特，但是他的投资方式，我们来做不太可能复制他的成功。他所处在的那个时代和市场环境跟我们现在不一样。
我一直相信，一个人的成功里面，有七分运气的因素，三分才是靠你的努力；或者不这么悲观，有 50% 是运气因素，剩下的 50% 才是你的努力。比如，我们这一代人是 60 后，如果我们是 50 年代生人，很多机遇就没有这么好，最后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，我们也会发现企业家的出现，往往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年代，比如中国的企业家很多被称为是 “九二派”，就是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，有了这样一个创业的社会环境。
每个人的成功，跟大时代的关系都很密切。你个人的天资聪颖是一部分因素，勤奋努力是一部分因素，但是离不开时代的机遇。
沃伦巴菲特当年误打误撞收购了一家上市的纺织品公司，公司经营状态很差，他没办法就把自己的投资组合装到纺织品公司里面，反而做对了，这就是今天的伯克希尔－哈撒韦公司，这样就等于是为他打开了一个向公众融资的渠道。另外，他有一个保险公司，保险公司是真正意义上的长钱，几乎是没有期限的钱，这样他就可以从超长期的角度来看一件事。我们做的基金，是十年一个周期，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复制他的投资方式。
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正好还是美国中产阶级稳步成长的一个阶段，美国的传统行业在这段时间里称霸了全世界，从麦当劳到可口可乐，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进入了各个国家，这段历史时期也很难复制。
我们做风险投资，当然希望能投出下一个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，道理也是一样，阿里巴巴的发展，也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大时代的支撑，我们也一直在寻找下一家伟大的公司，可是这样的事情也不能强求。
04 面对赚快钱的诱惑，我们更应该审视职业的意义
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的职业的问题。去年在鸿泰基金深圳的年会上，我上台发言，谈到了我对这份投资职业的理解。在我这次发言之前，有件事情对我有所触动，当天的下午，我正好跟某国资企业的人碰面，他们有一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，这个项目一旦完成，利润大概是六到七百个亿。那天我就在台上拿这个事情来举例：我们做投资的人，脑子不算太差，读书也不太差，如果说二三十年前，我们选择做房地产这个行业的话，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做得太差，财务上的回报会远远超过现在。可是最后为什么能够长期坚守在风险投资这个行业？我觉得还是自己的理想，希望能通过投资高科技来推动社会进步。投资这个行业，做的人要耐得住寂寞，因为最后一家企业成功了，站在台前接受荣誉的都是企业家，我们站在幕后。从财务回报的角度来说 VC 基金的业务模式也不是最好的，投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，没有一点点情怀，一点点理想很难支撑我们走那么多年。
仔细想想，中国社会这些年因为有了微博、微信之后，整个社会的透明度提高很快，发生了哪些社会新闻，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更充分的满足，反过来舆论监督变得越来越重要，这些都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福利。不论是阿里、腾讯、百度、京东、美团、顺丰，这些企业的背后都是有 VC 的支持，才能走到今天，完全改变了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。
中国社会的下一个机会在哪？我也不敢说，因为这是跟时代紧密相连的。我从来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，20 年前，我没有去做房地产，但是我做的事情是自己认为是有意义的。
我在做基金的过程中，跟一些地方的政府打交道，有些地方的人对产业投资的理解，还都是很初级的。比如说你们要投资芯片，我们就一起合作做个芯片小镇。很多项目最后都变成了房地产项目了。
